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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毛泽东对执政党建设的理论贡献
2017-12-26 08:29   审核人:
试论毛泽东对执政党建设的理论贡献

发稿时间:2017-12-22 15:25:00   来源: 人民网  中国青年网

  毛泽东曾指出:“中国和俄国的历史经验证明: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要有一个成熟的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①邓小平说过:“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这不仅是我们这一代的问题,也是下一代、再下一代的问题。一个国家的革命,核心问题是党。有了一个好党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革命胜利后,搞社会主义也要靠一个好党,否则胜利就靠不住了。”②历史的经验证明,中国革命的胜利,取决于我们党的成熟和正确的领导。同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取决于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更加成熟和更加富有成效的领导。党的建设搞好了,党是坚强有力的,我们的事业就会无往而不胜。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半个多世纪中,极为重视和关注党的建设,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的建党理论,并创立了完整的有中国特色的建党学说。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关于党的建设学说,马克思、恩格斯讲得不多,列宁有个完整的建党学说,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中建立了完整的建党学说,并且用这个学说来教育我们全党、全军和人民,使我们建立了这么一个好的党,所以才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建国以后,党内生气勃勃,生动活泼。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以后又有新的发展。”③毛泽东不仅为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的建设创立了完整的理论体系,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为社会主义时期执政党的建设同样作出了卓越的理论贡献。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认真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关于执政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进一步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提高党的各级组织的战斗力,使我们党理论上更成熟、思想上更统一、政治上更坚强、组织上更巩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充分发挥核心作用。

  毛泽东关于执政党建设的理论,是毛泽东完整的建党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国以前,我们党在部分地区已经是执政党,在建国以后,在全国范围内成为执政党。正因为如此,还在民主革命时期,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对执政党的建设就提出了许多精辟见解。在建国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又集中地作了阐述,初步形成了关于执政党建设的理论。新中国成立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根据我们党掌握全国政权以后的实践经验,同时鉴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在党的八大的文献以及《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中,提出了许多科学的理论观点,标志着毛泽东关于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完全形成。毛泽东关于执政党建设的理论贡献极为丰富,因论文的篇幅所限,笔者着重就其中的几个主要问题作些论述。

  理论贡献之一:毛泽东论述了执政党面临着新的更加严峻的考验,因而加强执政党建设极端重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党。这个变化,邓小平说,是“党的情况所发生的最重大的变化”④,执政党的地位使党的任务、所处的环境以及党的状态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党成为执政党,是伴随着革命性质的转变而进行的。党实现了由人民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最好的最成功的转变。党领导的革命性质的转变,对党的建设的要求是更高了。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伴随着由战争环境转为和平环境,由农村工作为重点转为城市工作为中心,由武装斗争为主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主。这种客观环境的转变,给党的建设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毛泽东深刻分析了上述这些重大变化,认为党在执政以后面临着新的更加严峻的考验。在全国解放前夕,他就告诫全党:“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⑤。这是因为:第一,对共产党人来说,最危险最可怕的事,莫过于脱离群众,丧失领导权。由于我们党处在执政的领导者的地位,往往容易产生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危险。此外还容易产生滥用权力的危险。因为有相当多的党员当了干部,手中握有一定的权力,有人就怀着“入党做官”、“做官发财”的不纯动机加入党,他们不是为人民谋利益而是为自己“捞好处”,从而败坏党的声誉,严重地脱离群众。第二,由于我们党是胜利的党,有的党员包括某些领导干部经不起胜利环境的考验,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贪图享乐,甚至蜕化变质。毛泽东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⑥第三,国内外阶级敌人是不会甘心在中国的失败的,他们必然采取各种手段从事破坏和捣乱,妄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当他们用武装侵略、军事颠覆、经济封锁等手段达不到目的时,就改变手法,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加紧政治、思想、文化的渗透,企图腐蚀党的干部,瓦解党的队伍,从而使党和国家改变颜色。第四,由于“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⑦认识和掌握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使全党干部学会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本领,是要经历相当的过程和花费很大的力气的。况且,在建国初期,我们接受的是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加之“资产阶级怀疑我们的建设能力”⑧,“帝国主义者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旁看,等待我们的失败。”⑨

  正因为如上分析,毛泽东认为,我们在掌握全国政权成为执政党以后,任务不是更轻了,而是更重了,不是更单纯了,而是更复杂、更艰巨了。他明确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⑩在严峻的考验和艰巨的任务面前,加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既要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又要根据执政以后的新情况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就显得非常迫切和重要。只有把党建设好了,才能担当起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任。

  理论贡献之二: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根本任务

  毛泽东说过:“我党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又规定了各项具体的工作路线和各项具体的政策”(11),这是中国革命得以胜利的根本保证。各项具体的工作路线、政策、任务,是由党的总路线、总任务决定的。因而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党的建设的根本任务是由党的总路线、总任务来确定的。

  新中国成立后,我党的历史任务:一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完成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由新民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二是进行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化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2)正是根据建国后的新的历史条件和党的历史任务,毛泽东明确规定了执政党建设的根本任务,并多次加以阐明。1954年9月,他在《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一文中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13)针对国际共运中否定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机会主义思潮,他在1956年4月所作的《论十大关系》报告中强调说:“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非有不可,而且非继续加强不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决没有象有些人说的那样已经过时。”(14)1957年5月,针对国内出现的否定党的领导的右派分子的进攻,毛泽东重申:“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15)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建设理论,继承和发扬我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把我们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这就是毛泽东提出的执政党建设的根本任务。

  我们知道,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即马克思所说的,是“真正的工人阶级的战斗组织。”(16)列宁也说共产党是“革命阶级的先锋队。”(17)为了把我们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首要的也是最根本的是使我党在执政后始终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这是毛泽东反复强调和抓得很紧的根本问题。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提出了防止腐败的方针,提醒全党要高度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建国初期,鉴于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和一些党员被资产阶级的糖弹所击中堕落成为蜕化变质分子的情况,他再次提醒全党加以严重注意。他还亲自领导了整党、“三反”和整风运动,既对全党进行了马列主义、坚持党员标准、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的教育,提高了全党的觉悟水平,又广泛发动群众揭露了许多违纪、违法事件,并将为群众所痛恨的违法乱纪分子加以惩处(直至判处死刑)和清除出党,保持了党的纯洁性。以后,他又多次号召共产党员要“立党为公”,坚决克服搞特权、谋私利等腐败现象。50年代末,针对帝国主义积极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毛泽东又及时提出防止和平演变问题。他把共产党执政后防止腐败和防止和平演变作为重大历史课题提出来,其根本目的就在于使我们党执政后始终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担当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任。60年代初期,毛泽东对国际共运中出现的有人企图把共产党演变为“全民党”的错误观点作了深刻的批判,指出:“有些人说共产党是全民的党,我们不这样看。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战斗部队。”(18)

  理论贡献之三:毛泽东阐明了执政党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强调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全党

  恩格斯说过:“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19)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全党,是把我们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事业核心力量的决定性因素。放弃或者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就要变质,就要堕落成为资产阶级政党。正因为如此,我党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毛泽东多次明确指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20)“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21)这是毛泽东对执政党的指导思想完整准确的论述。

  毛泽东认为,要坚持马列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就必须用马列主义教育全党,这是执政党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1949年9月10日,即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所写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详细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传人中国后所发生的伟大作用,打了四个大胜仗。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22)这篇论文的重要意义在于,引导全党充分认识对于即将胜利的执政党来说,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第一位的任务。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号召全党特别是党的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马列主义水平。50年代初期,他号召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并带头认真研读,宣传辩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1956年他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提出,一定要继续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抵制和批判资产阶级的一切腐朽制度和思想作风。1957年初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号召全党都要学习唯物辩证法,注意思想理论工作,并提出要建立一支宏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1957 年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他再次要求党员和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强调要“下苦功”。在总结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1958 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1963年他又提出,“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23)以后,毛泽东还反复强调,要认真读马列的书,弄通马克思主义。在我们党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执政党以后,坚持继续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党、武装全党的头脑,指导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使我党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更加巩固的工人阶级先锋队,这是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毛泽东关于加强执政党思想建设的重要理论贡献。

  理论贡献之四:毛泽东科学地规定了执政党建设的基本原则

  我们知道,党的政治路线是无产阶级政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党的基本纲领和每一革命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所规定的某一阶段内的总方针、总政策。毛泽东认为,要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24)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政治路线正确与否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关系到革命事业的兴衰成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对党和建设关系也很大。由于党的政治路线决定党的建设方向、任务和内容,因此,党的建设必须紧密联系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党的建设过程,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是这样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25)。组织路线要服从政治路线,保证政治路线的实现。这是毛泽东阐明的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建设的基本原则,也是执政党建设的基本原则。

  联系政治路线进行执政党建设,必须紧紧围绕建国以后各个阶段党的中心任务来进行。这是毛泽东多次明确阐明和要求的。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指出,民主革命胜利后,生产建设将成为全党的中心工作,党的建设在“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26)。1950年,他提出要紧密配合“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这一中心任务进行整党。1953年,他提出要围绕实现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纠正党内各种错误倾向。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的中心任务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社会生产力。毛泽东又提出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开展整风运动,以便使党的本事更大,更好地担负起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任务。

  联系政治路线进行执政党建设,必须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全党。毛泽东说过:“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在每一行动之前,必须向党员和群众讲明我们按情况规定的政策。否则,党员和群众就会脱离我们政策的领导而盲目行动,执行错误的政策。”(27)建国以后,我们党制定了总路线和总政策,又制定了一整套具体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毛泽东指出:要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当作教材去教育他们,使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然后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胜利”(28)。

  联系政治路线进行执政党建设,还必须注意纠正偏离党的中心任务和政治路线的各种错误倾向。由于认识上的差异,党内有时会出现急躁冒进情绪,有时又会出现落后保守情绪,甚至发生“左”或右的的偏向。党内的错误倾向不克服,就不能正确贯彻党的政治路线,也就不能顺利完成党的中心任务。所以,毛泽东经常教育全党要戒“左”戒右,反对“左”的时候要注意防右,反对右的时候要注意防“左”,避免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理论贡献之五:毛泽东阐明了加强执政党建设的组织基础是坚持和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历史经验证明,不仅要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还必须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才能坚持和贯彻执行这条政治路线。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政党实现其组织统一的一种科学的组织制度,是党在组织建设中所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还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形成了一整套较完整的民主集中制的理论和制度。建国以后又有了新的发展。对于执政党建设,他十分重视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从而加强执政党建设的组织基础。1962年1月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集中阐述了民主集中制问题,提出了许多新的思想和观点。突出反映在以下四个问题上:

  第一,从能不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能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样的战略高度,论述健全民主集中制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指出,在我国,没有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无产阶级专政也就不可能巩固。他说:“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29)正如邓小平所说:“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也是可以变质的,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变质的。”(30)可见,是不是坚持民主集中制,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绝不能掉以轻心。

  第二,正确贯彻民主集中制,首要的是以高度的民主为基础。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31)“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32)他认为,如果不充分发扬民主,大家不敢讲话,尤其不敢讲真话,正确的意见集中不起来,群众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局面就无法形成。所以,毛泽东主张:要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要放手让群众批评,虚心接受批评,勇于作自我批评;要正视错误,勇于承认和改正错误;要有民主作风,遇事同大家商量,反对个人独断专行,反对霸王作风;要正确开展党内斗争,坚持“三不”方针(即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允许别人保留意见,即使是错误的意见也要容许保留。

  第三,正确贯彻民主集中制,还要以高度的集中作指导。毛泽东在强调充分发扬民主的同时,又非常重视高度的集中。他早在1942年就说过:“共产党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33)他认为,共产党没有民主不行,但没有集中更不行。因为,没有集中,就没有统一的认识,统一的政策,统一的计划,统一的指挥,统一和行动,一句话,就没有集中统一的党,革命和建设任务就不可能完成。所以毛泽东强调,党的民主生活必须在集中的指导下进行。为了保证集中统一的指导,他提出:要注意克服分散主义、山头主义;要严格执行“四个服从”这一民主集中制的纪律;要加强党委领导,改变长期固定的“分片包干”、“各自为政”的领导方法。

  第四,明确提出了政治生活的建设目标。对于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建设目标,还在1957年毛泽东根据党的历史经验,就作了科学的理论概括。他说:“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化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34)在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重申了政治生活这一建设目标。他强调说:“党内党外都应当有这样的政治局面。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群众的积极性是不可能发动起来的。”(35)而没有广大党员和亿万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社会主义现代化就将是一句空话。

  理论贡献之六:毛泽东十分重视执政党的党风建设,强调必须坚决反对和防止官僚主义,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

  “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能否始终保持和发展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36)建国以后,毛泽东根据执政党的特点和肩负的重任以及党内存在的问题,一直把反对官僚主义、密切联系群众作为执政党党风建设的一项重大任务亲自抓,反复抓,并坚持同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了长期不懈的斗争。

  首先,为了提高全党对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的认识,毛泽东阐明了克服官僚主义、密切联系群众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他认为,由于我们党处在执政党的地位,掌握着全国各级党政军大权,这是人民对我们的信任。如果我们的党员干部不能正确地运用权力,不能自觉地抵制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就会滋长脱离群众的危险;而如果“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势必要挨打,”(37)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不仅不会成功,甚至会危及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所以,在50年代初他就强调指出:“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的国家建设,就必须克服官僚主义。”(38)1956年11月,他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又一次提醒全党:“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39)

  其次,毛泽东认为,反对和克服官僚主义,最根本的是要牢固地树立群众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经常教导全党,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虚心向群众学习,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决防止把党群之间的鱼水关系变为猫鼠关系。1957年3月,针对党内一些干部群众观点淡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减少的倾向,毛泽东在党员干部会议上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再次强调指出:“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40)他还说:“我们的同志应当注意,不要靠官,不要靠职位高,不要靠老资格吃饭。”“不摆老爷架子,不摆官僚架子,把架子收起来,跟人民见面,跟下级见面。”(41)

  再次,反对和克服官僚主义,还必须改进领导方法。毛泽东认为,如果我们的领导方法有新的改进,危害群众的官僚主义就可以逐步减少。为此,他提出:要精简机构,在一不死人二不废事的前提下,大量精简党政机关;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每个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都要蹲点,深入一个单位,解剖麻雀,取得第一手资料;要建立和实行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制度;要发挥舆论作用,在报纸上广为揭发典型的官僚主义,同时宣传好的典型,以发扬正气,压倒邪气,等等。

  理论贡献之七:毛泽东提出整党整风是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有效形式,并初步奠定了执政党整党整风的理论基础

  整党整风,就“全党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在整风中间,我们一定可以更多地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42)它是我们党和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建设上的伟大创造。毛泽东认为,我们党在执政以后经常开展整党整风,仍然十分必要,它是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有效形式,是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1957年3月,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阐明了整党整风的必要性、方针原则以及根本目的。他强调指出:“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我们所以要整风,现在要整风,将来还要整风,要不断地把我们身上的错误东西整掉,就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担负起这项任务。”(43)

  毛泽东对执政党整党整风的突出贡献,是为整党整风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1956年底,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但阶级斗争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作为阶级的剥削阶级虽已被消灭,但还有反革命分子、新生的剥削阶级分子等;国内虽然还存在敌我矛盾,但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矛盾。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光辉著作中,正确地分析了上述形势,创造性地提出了两类矛盾学说,特别是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他认为,人民内部矛盾是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是与敌我矛盾性质根本不同的是非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方法,不能用专政的方法,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他还认为,党内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总题目,它的理论、方针和方法同样适用于解决党内矛盾。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提出和完整阐述,就为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整党整风提供了科学的强有力的理论武器。这对执政党的建设是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的。

  毛泽东关于执政党建设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建设学说的丰富和发展,也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党有今天,我们国家有今天,是与毛泽东的卓越贡献分不开的。虽然毛泽东在执政党建设问题上犯有错误,他提出过一些错误方针和观点,采取过一些错误做法,使党的建设受到了损害;但从社会主义时期全过程看,从全局看,从一些关键问题看,毛泽东对执政学建设的贡献还是主要的、第一位的,其错误属于第二位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坚持和继承了毛泽东关于执政党建设的正确理论,纠正了毛泽东晚年一些错误观点和错误做法,并根据新的历史条件作了许多有益的补充,使执政党建设的理论更加完善了,从而极大地加强了我们党的建设,在领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坚强的核心作用。我们党在执政、改革、开放条件下加强自身建设的丰富经验已越来越被各国共产党人所注目。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

  注释

  ①《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转引自《党的文献》1992年第4期。

  ②④《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第326页,第230页。

  ③《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41页。

  ⑤⑥⑦⑧⑨⑩(11)(22)(25)(26)(27)《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38页,第1438页,第1480页,第1436页,第1480—1481页,第1438页,第1439页,第1515页,第605页,第1432页,第1286页。

  (12)(13)(14)(18)(20)(23)(24)(28)(29)(31)(32)(35)(40)(41)《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15页,第715页,第734页,第833—834页,第715页,第840页,第741—742页,第831页,第822—823页,第820页,第822页,第819页,第800页,第802页。

  (15)(34)(37)(39)《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30页,第456—457页,第358页,第326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4页。

  (17)《列宁选集》第4卷,第295页。

  (19)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21)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

  (30)邓小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33)《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21页。

  (36)《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

  (36)转引自《新华月报》1953年第3号。

  (42)(43)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摘自:《毛泽东百周年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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